1986年3月26日，北京医院，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走完了71年人生。消息传出后，摆在有关方面面前的，并不只是如何悼念一位老同志，还有一个具体问题：他已经辞去副总理职务多年，追悼会究竟按什么规格办理？ 这个疑问，和陈永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。他不是从军队或机关走上高位的干部，而是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一名农民。长期与土地打交道，后来却进入国家领导层，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。 大寨的变化，是他被全国认识的起点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大寨自然条件较差，土地贫瘠，水土流失也严重。陈永贵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，带领村民修梯田、治水土、改良土地。活儿重，见效慢，许多工程只能靠肩挑手推完成。 那时的大寨人有句做法，叫“参加生产，领导生产”。陈永贵不是只在田埂上讲话，而是和社员一起下地、挑土、修渠。大寨逐渐形成了较有影响的农业建设经验，也成为当时宣传自力更生、集体协作的重要典型。 有意思的是，陈永贵早年文化程度不高，直到43岁才参加扫盲学习。1964年3月，毛泽东在河北邯郸听取山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时，问起了他的名字，并追问：“他识字不识字？” 得知陈永贵后来能够读报，毛泽东很感兴趣。汇报谈到陈永贵既参加生产又负责组织生产时，毛泽东说，打仗不能纸上谈兵，做农村工作也一样。这个细节说明，中央看重的并不只是大寨的产量，更在意干部是否扎在群众和生产一线。 1964年12月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大寨的农业建设经验。会后，周恩来还邀请陈永贵参加毛泽东的集体会见。陈永贵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时，仍穿着农民常穿的布衣，言谈间带着明显的乡土气息。 毛泽东曾提醒劳模，取得成绩不能翘尾巴，要继续保持谦逊。陈永贵把这句话记了许多年。后来他进入中央工作，衣着和生活习惯仍很朴素。大寨群众说他“当了官不像官”，这既是乡亲们的评价，也反映出他没有完全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。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，周恩来找陈永贵谈话，告知他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。陈永贵听后十分犹豫：“我文化水平不高，怕干不好。”周恩来劝他，干部和人才都来自群众，既然是农民代表，就应当承担这份责任。 在当年选出的12位副总理中，陈永贵名列其中。对一个主要靠实践积累经验的农民干部而言，中央机关的工作显然陌生。文件、会议和政策研究，与大寨的田地完全是两种节奏。他曾感叹，自己过去很少动笔，如今却要面对成堆文件。 陈永贵没有回避短处。任副总理后，他提出将时间分成三部分：一部分回大寨和昔阳，一部分到各地农村调查，一部分留在中央学习和工作。毛泽东看到这份意见后，批示让有关方面研究，并称这一安排很好。这个做法后来被称为“三三制”。 这件事也说明，陈永贵在中央任职，并不意味着他具备完整的理论和行政训练。他的优势在农村实践，局限同样明显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工作重点和农村政策发生变化，他主动提出辞去职务。1980年9月，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。 离开副总理岗位后，陈永贵没有要求保留过多特殊待遇，还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，继续接触农业和基层工作。病重期间，大寨的老朋友到北京看望他，他反复叮嘱，自己去世后要把骨灰带回大寨，埋在那片亲手劳动过的土地旁。 因此，陈永贵去世后的礼仪安排格外敏感。他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，却已在1980年离职；若按现任职务衡量，规格似乎应当有所区别；若完全忽略他担任副总理的经历，又与他的历史身份不相称。 有关方面就此请示邓小平。邓小平明确表示：“陈永贵同志的追悼会应该按照副总理的规格来举行。”这句话确定了处理原则，也承认了陈永贵在国家政权建设和农业工作中的历史经历。 随后，陈永贵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。4月4日，他的骨灰依照遗愿被送回大寨。孙女捧着遗像，儿子捧着骨灰盒，村民早早聚在村口迎接。骨灰安葬于大寨田野，墓地与他当年带领村民修筑的土地相近。 对陈永贵而言，仕途的最高处是副总理，人生的落脚处却仍是大寨。那个从山沟里走出来、又回到山沟里的农民干部，身后留下的，不只是一个职务规格问题，还有一段农民代表进入国家领导层的特殊历史。 特别
